電視劇《八尺門的辯護人》熱映，掀起一陣對於遠洋漁業、人權、勞動權益的討論。我們認為，四面環海、甚至可以說是「靠海吃飯」的台灣，漁業發展是不可輕忽之重，而政府在增加對於漁港硬體設施的更新與投資之餘，更應該將政策聚焦在如何改善海上的勞動環境，畢竟在ESG議題越顯重要的此刻，漁業的勞權評比可能直接衝擊到捕撈配額、銷售落地權，進而影響到台灣討海人的收益，永續、人權、與發展，已是遠洋漁業轉型的必要課題。

台灣遠洋漁船作業漁場遍布全球三大洋，遠洋捕漁船隊總規模在全球排名第二，論公海漁撈實力亦堪稱為全球遠洋漁業中的強權。以2022年漁業署年報資料來看，台灣的遠洋漁業涉及產值約達355億元，且近10年來除Covid-19疫情爆發的2020年以外，遠洋漁業產值均站穩在300億元至400億元區間，對於台灣經濟的貢獻不可謂不大。

然而，2022年遠洋漁船境外僱用外籍船員人數近2.2萬人，遠洋漁船上「台灣船長以少數控制多數」的情況屢見不鮮，其中涉及的強迫勞動問題，所衍生出的超時工作糾紛、近10年來數起漁業隨船觀察員不明死亡，甚至漁工船員群起「反抗暴政」的狀況，並非少數事件，如何在結構上改善漁工勞動與生活處境，顯然並非漁業署往往以「船隻登記並非本國籍，不屬於台灣管轄權下範圍」為由搪塞的情況。

事實上，在2020年時，作為台灣遠洋漁業重要消費市場的美國，就在「童工或強迫勞動生產之貨品清單」當中，首度列入台灣，意味著台灣的遠洋漁業產值乃是透過壓榨漁工所得，這不僅使得台灣遠洋魚貨成為國際認證的「血汗海鮮」，更有部分買家表達了「相關狀況需改善，否則將拒絕採購」的要求，直接衝擊到台灣遠洋漁獲的出口與落地權益。

這從根本上顯示出，改善漁工勞動環境並非只是「投資無回報」的作為，而是能夠實實在在強化漁獲出口競爭力與銷售權的環節。

從美國的「童工或強迫勞動生產之貨品清單」報告書中，可見相關指控包括了「漁工護照、身分證件遭船長沒收」、「苛扣工資」、「長時間未靠港，漁工無法與外界聯繫」、「長達18-22小時的不間斷勞動」、以及言語與肢體暴力，乃至飢餓與脫水等惡劣生存環境——其實說穿了，相關狀況任何一件如果發生在陸地上的工作環境，都不是應被允許的，怎麼到了海上就彷彿「無法可管」呢？

對於我國遠洋漁業管理，除了持續倡議政府應提升監管措施與強度，更須建立可追溯的資訊整合系統，以期進一步有效打擊非法、未報告、不受規範(IUU)的非法漁業捕撈行為、海上強迫勞動、與人口販運。至於漁業資源能否永續利用，則需兼顧海洋生態環境及海洋生物多樣性能否妥善保育與維護，才是善待海洋資源、實踐永續漁業的最佳良方。我們認為，政府應借鏡聯合國糧農組織於1995年通過的「負責任漁業行為準則」的精神意涵，來落實遠洋漁業的管轄與輔導。

這當中，自然涵蓋了落實各面向的漁業管理準則——設立漁業資源保護區防止過度捕撈；促進漁業資源品質、多樣化及可獲性維持及糧食安全；盡力取得最佳科學證據、進行漁業科學相關技術研究，致力提供正確漁撈相關數據；發展及採用選擇性和環境上安全之漁具漁法，以降低對海洋生態的負面影響；重視漁產品的產銷履歷流程(例如消費時選擇責任漁業生態標章產品)相關資訊記錄並公開標示等。

這些「透明化」與「責任化」的作為，都有機會讓我們的海洋更加永續。

我們也認為，政府在最起碼的漁船檢查、漁業執照換發等流程，應秉持最低限度的平等原則，讓外籍漁工和本國勞工享有同樣權益，避免中間剝削及非法扣款、漁業管理資訊透明化，以及盡快落實提高漁船檢查率等政策；而在人權權益的照顧上，則更應該推動國際勞工組織漁撈工作公約的國內法化，直接「接軌國際」，如此在各國市場與不分國界的海洋上，才能在競爭之餘推動台灣遠洋漁業的真正轉型，使海洋更永續，讓漁工權益合理貢獻台灣經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