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灣少子化、勞動力缺乏的窘境不斷惡化，政府除了擴大既有泰國、印尼、菲律賓、越南等移工輸入國的限額，支撐台灣的基礎勞動環境所需，另一方面，則與印度簽署移工MOU，力求以龐大的印度移工人口，為台灣產業市場注入新的生命力。然而，我們要說的是，既然印度移工政策八字尚無一撇，正好就是屏除過去苛刻的仲介、那些黑白手套在其中運作的灰色地帶——的時候，由政府來當莊家，可進一步提升移工勞動市場的流動性與自由度。
我們認為，由台灣／印度雙邊政府，主動協商、締結勞動者的工作合約與勞動條件，提供願意來台的印度移工申請其符合工項的工作機會，透過這樣的「政府對政府」的平等框架，或能遏止至今不斷發生的仲介亂象、藉此戒絕仲介與雇主要求非常規勞動條件所衍生出的「逃逸外勞」問題，並符合已國內法化的相關國際公約規範、洗刷台灣政府縱容移工被剝削的國際惡名。
由政府對政府的合作架構，也可進一步延伸既有的移工直接聘僱服務、乃至今年1月所開辦的在臺移工一站式申請聘僱及居留整合服務，為移工的勞動條件帶來更具保障的監管架構。
是的，無論是泰國、印尼、菲律賓與越南，台灣與這些移工移出國的往來，長時間把持在仲介體系手中。無法適性適能，為移工尋求更佳工作機會的媒合，社會新聞上更時不時出現將「逃跑移工」作為罪犯「獵捕」的新聞。
講難聽一點，移工為什麼要跑？不就是因為不堪苛虐，不堪低落的勞動環境，乃至無法承受的高強度勞動嗎。而這些可能性，都直接、間接地使得「逃跑」成為移工們最有可能成功「活下去」的選項。
事實上，綜觀在移工「逃逸」問題尤其受到重視，社會關心的是：目前造成移工逃逸的因素若無改善，引進印度移工將會使逃逸情況加劇。而造成移工逃逸的最大因素，便是「私人仲介」在移工勞動力市場的橫行。在台灣政府長年對仲介的放縱之下，私人仲介向移工收取高額仲介費、買工費、巧立名目苛扣等，對移工造成經濟上的剝削；無所不在地把持資訊及資料，對移工工作機會造成的控制與壟斷……「私人仲介」的存在佔了「移工逃逸因素」裡的大宗。
我們認為——在下一個階段的移工政策調整，政府應該自行出來做莊。
向工商業搜集所需移工人數，工項統計，由國家來擔任媒合的角色，並與移工出口國的政府締結契約。移工若在某雇主工作場所取得不平等勞動條件，得申請更換雇主，無需仲介同意（事實上，最應該拔除的就是這個「仲介」的角色）。移工來台，即發放合法工作證，得於部分特許行業內求職、就職，其餘福利與權利義務，概受我國勞動法令監管。
就像我們先前所提過的，開放移工自由選擇雇主，就像一般的勞動與就業市場——只要規範了基本可開放移工自由移動的產業類別，比如說旅宿業、比如說餐飲服務業，比如說製造與營建，甚至在農忙時期開放移工從事代耕的農工，讓移工也擁有選擇良木而棲的自由，讓產業之間的薪水與勞動環境自然形成競爭。
就從印度移工開始吧？讓政府與政府的會談，建立起一套穩定的移工來台準則，訂定適用移工行業別，讓台灣成為一個移工之島，帶入更多元的文化，更有活力的產業生產動態。唯有讓移工市場「變得更自由」，才能更進一步降低仲介對於移工的剝削，提升移工留在台灣提供勞動力的意願，同時也讓雇主們更加自律，自主地改善移工勞動環境。
移工市場的自由化，或許不是唯一的解方。
但確實是可以改善當前剝削移工長期沉痾的，一具良方。
